新华网长沙2001年11月５日电（记者杨善清）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，我在农村采访中就与袁隆平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八百里洞庭到湘西山区，从长沙东郊的试验田间到海南岛育种基地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

袁隆平先生从安江农校一个普通教师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著名的“功勋科学家”，在杂交水稻研究工作中走过了３０多年的风雨征程。他先后获得国务院特等发明奖和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”及多项国际大奖，几乎每年都有新品种或研究新成果出现，在他和他的周围经常有新闻发生。我对袁先生身边发生的重大新闻都及时采写，前后发稿数百篇。多年来，我因为报道袁隆平，曾多次获得新华社和省里以及其他方面的奖励。

袁先生所在的湖南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，现称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地处长沙市郊，原属长沙县境内，现今划归芙蓉区管辖，离城市中心较远，交通不方便。多少年来，我不管春夏秋冬，也不管晴天雨天，只要有采访任务在所不辞，即使无采访任务也要常去看看，听听情况，增加一些感性认识，积累一些资料。

袁先生现在的工作规律大体上是“三个三分之一”，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湖南农科院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进行学术活动，三分之一在海南育种和各地参加会议。根据他这种工作生活规律，我在采访中尽量多到第一线去，熟悉试验育种情况。海南岛育种基地有独特的自然条件，是加快杂交稻繁殖育种进度必不可少的地方，袁先生和许多育种家及农技人员每年似侯鸟一样冬去春回，在那里撒下了辛勤的汗水，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科学数据，育出了一批又一批新种子。特别是在海南岛育种基地，看到许多育种家和科学工作者像农民一样，不怕太阳晒，不怕生活苦，工作得很起劲，我从中受到心灵的震撼和教育。通过跟踪采访，我对袁先生和他手下几个骨干科研人员更了解更熟悉了，成了“他乡遇到的知已”，他们有什么新闻就告诉我。

１９９５年８月下旬，袁隆平先生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了，他通知我去怀化山区参加一个会议，并告诉我会有好消息。出发那天下着雨，我们一起到了目的地，看到农业部和国家科委的同志到了，还有外国朋友，但是只有少数几个记者。第二天会议开始就进行连续参观，我们在山间小道上，冒雨行进，看了许多丰收的两系杂交稻田，还有一片片高产制种田。代表们一般都是白天看，晚上议。几天后，袁隆平在怀化宣布我国两系法杂交水稻基本培育成功。我和另一个记者合作在现场采写了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，第二天新华社播发后，全国许多报纸都纷纷刊登，湖南日报和长沙晚报均登头版头条；广播电视新闻也随时播出。这是继１９７３年三系杂交水稻基本选育配套成功以后又一喜讯。它将对中国今后粮食增产起着重要作用。这篇稿件发表后，引起了社会各界较大反响，被湖南省评为当年优秀新闻，次年５月，又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中国新闻奖。

袁先生的研究是从怀化安江农校起步的，这也是我多次采访过的地方；岳阳、长沙、醴陵、湘乡等地市是袁先生进行两系杂交稻示范的基地，我常去采访，有的地方一年要去几次。早稻黄熟之时，正是“三伏”炎热天，江南的烈日似火，这时下田观察杂交稻，免不了要湿透衣服，为了适应这种情况，我常在采访包里多带上一件备用汗衫和一顶能收拢打开的布草帽，久而久之，一些熟悉我的农科人员笑称我是“农民记者”。就这样，近３０年来我从袁隆平所研究的三系杂交稻到二系杂交稻，再到超级杂交稻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许多报道素材，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我写出第一篇新华社对外新闻《中国杂交水稻实现全面配套》，报道袁隆平的科研事迹起，到今年，我先后写了《他属于中国，也属于世界》（合作稿）、《他有凌去志》、《绿色革命大元帅》、《东方魔稻创始人》、《袁隆平和他的超级杂水稻》、《不要忽视杂交水稻》、《琼岛为我国杂交稻育种作出大贡献》和《杂交水稻造福全人类》、《湖南重奖袁隆平》等，比较及时地记录了袁隆平和他从事研究的重大进展。由于我长期把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作为采访基点，常接触袁先生和他周围的同志，交了一批新老朋友，所以工作起来比较顺手。

袁先生是著名的农业育种家，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学识渊博。而我要报道好袁先生本人的先进事迹和他研究杂交稻的重大成就，必须坚持多学多问，才能弥补我的农学知识不足。我觉得除了向书本学习外，还要向实践学习，包括识别稻种，看禾苗长势，了解各种杂交稻的特点等等。参加现场会议也是一种学习，读论文，听专家发言，处处都有学习的机会。学习是为了“进补”知识，同时也是防止报道出差错。这方面我深有体会。湖南省一个单位曾经搞了一种“玉米稻”的材料，即把玉米的基因转移到水稻植株上，在试验田里表现良好，生长茂盛，有较强的优势，然而一到大田中却表现逊色，甚至造成减产，只长茎叶，稻子很少。在没有通过品种审定情况下，有人就在广东和其他一些地方到处推广，当时袁隆平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农业部门，认为推广“玉米稻”要慎重，他也向我谈过此事，我及时将袁先生的观点整理出来，写成专家建议发表在《经济参考报》和其他报刊上，避免了一些损失，减少了赔产事件发生。当时，有的人听不进去，仍主张卖种子，强行推广，想得到一些暂时的经济利益，谁知到秋天。凡硬推的地方纷纷要求赔产的事件发生了，这个卖种单位的门窗都被减产的农民打破了，屋里的电视机也被搬走了，最后还是通过多方协商，赔了一部分钱才算了结。

对名人的报道要十分慎重。关于超级杂交稻的报道我一切从实际出发，从重大突破到基本实验成功，一就一，二就二。我自始自终认为科技报道要讲科学，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写作，宁肯少发一篇稿子，也不在复杂情况之下讲过头话。

综上所述，此前我在报道袁隆平和杂交水稻方面虽然发稿较多，但迄今为止还未出现过差错。因为我始终坚持向内行求教，凡重大新闻一定送袁先生或其他专家审稿，在一些新闻竞争的关键时刻尽量做到迅速准确，坚持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。我在长期采访袁隆平先生的过程中，始终注意保密，不抢发新闻。比如，今年２月１９日，袁先生获得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”一事，我在１个月前就从袁先生那里知道一些风声。他为了让我们心中有底，事前透了风，但他交代，何时报道，如何报道，一定要按规定办，我遵守这种“君子协定”，只把这一情况向社领导个别汇报，坚持按上级统一规定进行，等到可以报道的时候我们配合总社及时发了新闻，还有相关背景资料，丰富了新华社报道的内容。多年来，我写的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的报道多次被总社国内部、对外部、《了望》、《经济参考报》等评为好稿，多次获得过省里的优秀新闻奖，在社会上，读者中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对报道袁隆平的先进事迹，促进杂交水稻事业的发展起了应起的作用。有的内部报道反映了杂交稻发展的情况和困难，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，他们作了重要批示，推动了实际工作。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使我难忘的是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５日，庆祝杂交水稻研究成功３０周年的时候，我和分社另一名摄影记者被授予首届袁隆平杂交水稻基金奖，由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新自发给我们奖牌、奖金，使我深受鼓舞。

今年１月１６日，袁先生在他的办公室约见我和另外两名记者，并亲自颁发给我们每人一本红色的荣誉证书，给我的证书上面写着“我们新闻界的好朋友——杨善清同志”，同时袁先生还与我们分别合影留念。他客气地表示感谢我们长期对杂交水稻科研事业的支持。回顾过去，我想，我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，要不是袁先生和其他科学家的发明创造，哪有我们的新闻报道呢？要不是新华社把我培养成为“农大哥”，也不会有这种采访写作的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