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地矛盾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。邓华凤说：“目前全世界面临的三大问题，粮食安全排在第一位，其次是能源安全和水利安全。”因此，早在22年前，一直被粮食进口困扰的日本率先提出了“超高产育种计划”，希望在当时将水稻产量提高50％。1989年，国际水稻所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，打算在2000年培育成亩产达800公斤的水稻。后来劳而无功的日本选择了放弃；国际水稻所的研究也几乎颗粒无收。也许，布朗博士的问题应该改成：21世纪谁来养活世界？“发展杂交水稻，造福世界人民。”袁隆平在研究中心进门处的题词也许就是回答。在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实现后，袁隆平的目标是亩产900公斤。而粮食单产量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还有望缓解能源危机。邓华凤说：“农作物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，而粮食又可以变成可燃烧的能源，因此，超级杂交稻计划对世界能源危机也许能起到缓解作用。”“我们国家粮食总产量最高时能达到1．06亿吨，但是现在只有8600万吨。这其中除了耕地面积滑坡的原因外，还因为农民没有种田的积极性。”

 

袁隆平说。现在我国的粮食定价最高时能到60元／担，最低时只有30元／担。“就算60元／担吧，即便水稻亩产达到了800公斤，农民每亩地的收入也还不到1000元。何况现在一般亩产在400公斤，如果是30元／担，每亩才240元。还有谁愿意种地呢？如果农民都不种田，那么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出问题了。”即使在袁隆平的研究中心周围，不少农民也选择出外务工或是开出租车，记者放眼所及的农田都属于杂交水稻研究中心。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，但是粮食又关系国家稳定——袁隆平在这对矛盾中找出了解决方法。他认为尽管农民单纯种水稻难以致富，但是通过提高水稻单产，农民却可以实现“曲线致富”。袁隆平说，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提高后，可以保证国家所需的粮食总产量，同时，农民可以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粮食，并能够把多余的土地另辟他用，比如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、发展水产养殖业等，最后使农民实现富裕。

 

这种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的思路，比起以前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的做法要高明得多，也现实得多。除了“曲线致富”，袁隆平更大的一个希望是将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解脱出来。“农民越少越好。农民多了，小康不起来。”袁隆平说，如果自己用先进的技术使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，就可以在确保粮食总产量的前提下释放一部分农村劳动力。“我希望至少能够让50％的农民走出田头。”

 

“饥饿”的研究所

 

10月15日上午，袁隆平的同事们知道了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之后，除了欣喜也有几丝艳羡。尽管袁隆平告诉记者，他们的速度已经赶上了耕地减少和人口增长的速度（50年来我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，但是水稻粮食产量却已经翻了两番多），尽管袁隆平的同事们都知道自己从事的事业立意高远，但是外界对他们的帮助却有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味道。

 

袁隆平目前的研究费用主要来自国家863计划的拨款，另外还有农业部、省科委和自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一些资金，总共加在一起每年约有200万。“光这200万根本不够。”袁隆平说，“幸好还有总理基金。”从李鹏总理开始，历届总理都专门拨出1000万总理基金供研究之用。10月14日，温家宝总理的总理基金到位。但是这1000万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、江苏省农科院、广东省农科院、四川农业大学和辽宁省农科院参与的协作组的共同研究费用，袁隆平的研究项目只在其中分到200万元。

 

邓华凤已经在杂交水稻领域研究了近20年，作为全国劳动模范，他是杂交水稻领域著名的专家，月薪只有2000多元。在他陈旧的办公室里，一顶下地用的凉帽显示着主人的追求。他说：“有家企业出30万年薪要请我过去，但是我不能去。去了，虽然有钱却只是为一个企业服务。况且这里需要我，我不能走。”今年研究中心原计划要招四个人，但是至今只招来了两个人。邓华凤说：“我们这里的待遇太低了，现在一般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来。”

 

年轻人才的匮乏也许要过几年才会显露出弊端，而另一个问题却已迫在眉睫。邓华凤有些无奈地说：“很多外国专家到我们四楼的实验室一看，就都不说话了。那里的设备太简陋了。实际上，我们现在是实践领先，科研已经远远落后了。”他说，日本和国际水稻所之所以没有育成超高产水稻，不完全是因为在实验室里研制不出品种，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实践中无法保证产量。

 

有着精耕细作的农桑传统的中国在田野中取得了绝对领先，但是实践与理论两条腿若无法协调并进，结果会是什么？水稻的技术层次一般分为个体层次、细胞层次、染色体层次以及现在最高端的基因和分子层次。目前，袁隆平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开始运用转基因技术并研究分子技术了。邓华凤说，如果袁隆平在实现超级杂交稻第二期目标后，要实现亩产900公斤的话，必须要用到分子技术，提高水稻光合作用的效率。而目前，国内缺少高水平的分子实验室。现在水稻研究中心正在和美国康奈尔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合作。

 

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大院里，一幢新的大楼正在破土动工。这是高分子技术实验大楼，土建的400万经费来源于隆平高科。但目前这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实验室。邓华凤说：“一个高分子技术实验室没有上亿元是拿不下来的，仪器和设备的费用非常昂贵。如果国家在这方面不投资的话，那么第三期900公斤的目标，我们就只能与国外合作了。”

 

40年的研究生涯中，被干瘪的稻穗无数次打击过的袁隆平对此不以为意。他的事业横空出世，他的事业也注定寂寞。同事们还记得他当初没有被评选上院士的事。反对袁隆平当院士的人提出了三条理由：袁隆平的英文不行；袁隆平是中专毕业生；袁隆平没有论文。事实上，袁隆平的母亲是教会学校的老师，他的英文从小就很好。他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，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，只不过后来被分配到中专教书，而他的论著甚至获得了国家图书奖。历经三次申请，他才最终当选院士。而袁隆平已经习惯了人们慷慨的评论与赞誉，和随后吝啬的关注与帮助。

 

70多岁的人，进入宠辱不惊的境界似乎并不奇怪，但是袁隆平自己开创的事业显然需要更多阳光。